1988年，前苏联卡尔梅的一家儿童医院爆发了艾滋病，大家挠破脑袋都想不明白，病源从何而来。
通过不断地调查和追踪，先后得知真相的记者、特工、病毒专家统统隐瞒了事实。
到底是谁在搞鬼，隐瞒事实的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——《零号病人》（Нулевой пациент）
该剧采取双线叙述。
第一条线围绕着卡尔梅小镇的一家儿童医院，男医生基尔桑初来乍到，他的幽默风趣，给患病的儿童带来的很多欢乐。
这天夜晚，基尔桑接到一个急症，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病情恶化，高烧不退，还出现咳血的现象。
基尔桑当机立断，决定给婴儿做手术，护士长提醒他，手术有风险，可能要担责任。
基尔桑没管这么多，毕竟救人要紧。
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，基尔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
他想不明白，明明自己每一个操作步骤都没有错，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？
基尔桑不想就此罢休，他一定要搞清楚事情原委。
于是他翻查了医院以往的病例报告，发现近一个月以来，相似症状的感染人数增多，他怀疑，医院内部已经开始传染。
可是院长却说：“你想太多了，怎么会有感染，有问题早就检验出来了。”
而基尔桑此刻最大的忧虑是，孩子身上的症状和HIV病毒很像。
可是在1988年的苏联，全国上下都普遍认为，艾滋病是西方生活的产物，只有流浪汉、瘾君子、妓女、同性恋，才会有被感染的风险。
苏联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会沾染这些资本主义的恶习，加上有些行为是明令禁止，大家根本就不相信本土出艾滋病病例。
出于对病人负责，基尔桑瞒着院长，偷偷把几个孩子的血液样本送去化验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血液样本呈现阳性，检测中心要求基尔桑通知孩子的父母，尽快做检测，追查病毒来源。
对于基尔桑的越级行为，院长很是恼火，即使面对铁一般的证据，他依然不愿相信这个事实。
众所周知，艾滋病是通过血液和性行为传播，小孩子怎么可能有性行为。
为了不引起恐慌，卫生局的人勒令院长封锁消息，并且把患病的小孩单独隔离开来。
而在另一条故事线中，季玛，中央流行病学科的研究员，当他得知儿童医院的情况后，努力地想追查出“零号病人”，找出传染链，但是他发现这个过程相当困难。
譬如大家对艾滋病的认知度很低，本能地抗拒，根本不正视问题，当他告诉患者有可能染上艾滋病时，对方怒不可遏，只觉得被侮辱，甚至扬言要投诉，要报警。
经过一番追查，季玛查到一个退伍的老兵，身上的症状跟艾滋病很像，但是却被诊断为卡波西式肉瘤。
老兵坦言，自己在军队里和几个新兵发生过性关系。
季玛二话不说，跑去军队里找人，军官大声喊着，“我们这里有男同，基佬，变态吗？”
手下的士兵面面相觑，这样的问话，显然问不出什么东西，谁会承认自己干过这些荒唐事啊。
季玛想看士兵的档案，却遭到军官拒绝，军官扔下一句话，“真出事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”。
由于大家都不积极配合，病毒传播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没过几天，艾滋病的患者人数就已到达100多例，人数还在持续上涨。
季玛的记者朋友想趁机报道此事，引起大家对危险的关注，但是报刊的总编却认为他在有意误导，散播谣言。
没办法，大家对这个病的刻板印象太深，越是误解，越是耽误治疗。
当然，这跟90年代前苏联的社会风气和民情有关。
虽然当时年轻人都能接受新鲜的性解放思想，但是几乎是“谈性色变”，从未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教育。
可是电影院等公众地方，却播放着没有家长指引的色情片，灌输着不正确的性教育。
当局根本就没意识到，他们已经成了谋杀公民的帮凶。
加上当时的医疗设备条件极差，就连消毒一次性注射器，他们都是用开水蒸煮。
一旦有病毒的血液进入血库，感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一旦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有人可能会说，赶紧做检测就行啦，可是当时的苏联在人口2.5亿之下，检测中心5个，人手少得可怜。
而且检测费用很高，要30美元，而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也就10美元，连生活都成问题，季玛想通过做卫生局高管的父亲帮他搞药，可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
加上用于治疗艾滋病的都是进口药，当局根本就没钱。
季玛想将真相公之于众，可是父亲却怒斥他是白痴，是一种挑衅；
基尔桑也想把医院的事告知家长，但是却遭到院长的威胁，“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把你开除了”。
然而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事情，最糟糕的是，人们在面对病毒蔓延时，冷漠的态度。
譬如文章开头提及的死去的婴儿，仅仅是他的父母被安排做检测，就不断被歧视。
母亲去坐公交车，乘客有意避让，售票员拒绝收她摸过的钱；
父亲在厂里上班，同事都不愿和他同台吃饭，还时不时地冷嘲热讽。
终于，父亲忍无可忍，拿着一把枪冲进了儿童医院，医院里，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响……
在病情肆虐之下，整部剧展现了人类众生相，有人报复社会，有人接受不了现实，有人奋勇前进。
基尔桑和季玛被轮番打压，至于是否成功，这里小妹卖个关子。
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
在最后一集的结尾，已经一把年纪的基尔桑接受采访，记者提到，卡尔梅之所以爆发艾滋病，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，而跟免疫球蛋白无关。
基尔桑打断了记者，他觉得整个事件中最大的问题，在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，去承担责任，哪怕是在事后。
而更让人深感无语的是，苏联对此次事件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调查。
结果指出，关于75名儿童和4名成人，在儿童医院感染艾滋病一事，由于时效期于2001年满，于是停止调查，未公布肇事者的名字。
其实对错与否，已经无法评判了，社会很单纯，或许复杂的，是人。
